4月14日下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举办“北外讲坛”第十四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教授作题为“从中国国家形态结构的演进看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稳定性和包容性”的讲座，以全新的理论视角从中华文化自身阐述民族与国家的特征以及其对于现代的意义。讲座由海外汉学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主持。
王震中对中国国家形态结构的演变与民族共同体层次的跟进作了介绍，分析了先秦时期华夏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的两个阶段。王震中认为，民族的形成应从“自在”民族算起，华夏民族的形成始于夏王朝，有了夏朝国家实体才有了华夏民族。“中国”一词的概念，最早指“国之中”，后来扩展为中原，再进一步扩展为华夏民族所居住的黄淮江汉地域。春秋战国时期使用“华夏”、“诸夏”等用语，不仅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形成，而且体现了当时华夏民族随着“华夷之辩”的需要和危机感所凸显的民族意识上的自觉。中国国家形态的演变分为五帝时期万邦林立的单一制邦国、夏商周三代的复合制王朝与王国、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三个阶段，相应的民族形态分别为：部族国家、华夏民族和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及其统一多民族国家。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是华夏民族的外在框架，也是维系民族一体性的重要保障。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国家结构是非常稳定的国家结构，也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众多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保障。
王震中就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措施与中华民族的稳定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华民族的稳定性和包容性与历史上国家形态的演变道路相关。在当今国家统一问题上，一国两制的国策既符合历史传统又具有现实合理性。同时，主体民族文化应具有高度文明性和先进性，在尊重和承认他民族文化的同时，拥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影响力才能促进国家层面的民族团结。
（科研处、汉学中心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