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晚，由教务处、宣传部联合主办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专题系列讲座第四讲在电教300人礼堂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室主任吴伯娅作了题为“康熙皇帝与西学东渐”的讲座。讲座由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主任张西平主持。

    吴伯娅首先介绍了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情况，他们通过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进而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通过这种办法，传教士不仅进入了中国，而且进入了宫廷，受到明清两朝统治阶层的器重和礼遇，与中国学者密切交往。
    吴伯娅通过清朝顺治皇帝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交往过程，向听众介绍了清朝统治阶层与欧洲传教士交往的发端。清廷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任命汤若望执掌钦天监，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吴伯娅认为，经过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康熙皇帝对西方传教士有了初步认识，对传教士进行了重用。这表明康熙认识到了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但是康熙启用传教士看重的是他们掌握的“西学”，而绝非是他们所传的天主教。与此同时，康熙对天主教的某些说教存在反感，担心天主教在各省蔓延发展会对清朝的统治产生威胁，因此康熙对天主教实行限制政策，禁止传教士传教。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对天主教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逐渐产生了兴趣和好感，与当时的传教士南怀仁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公开解除了禁教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但随后在西方传教士内部出现的“礼仪之争”引发了康熙的强烈不满，康熙对天主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再次禁教。
    吴伯娅对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过程中对当时中国科技、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她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有力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给中国带来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也将中国的优秀文化和科技成果传向了西方。吴伯娅表示，康熙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的皇帝，一生以极大的热情研习西学。他勤学多思，涉猎范围十分广泛，对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地理学、测量学、逻辑学、音乐都有一定的研究，甚至接触到了当时西方科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在西方科学的推广方面，康熙主持测绘了《皇舆全览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历时三十余年完成。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此外，康熙还开设蒙养斋，培养科学人才，组织编纂包含有大量西方科学知识的《律历渊源》，《律历渊源》共一百卷，由《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三部分组成，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全部完成，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康熙以皇帝身份亲研西学，为推广西学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康熙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吴伯娅表示，康熙在位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局限于宫廷，引进的西学非常有限，可以说是井水微澜，他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康熙对西学的研习和推广，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一切只是出于康熙的个人爱好，主观上不是为了改造中国，促进社会发展，而是为了增强最高统治者“断人之是非”的能力，进一步强化封建皇权；二、康熙研习和推广西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在东西方相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传统政治行为；三、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康熙皇帝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科研机构，不派人出国考察学习，不鼓励臣民的科学探索精神，也不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不为国家发展培养人才，这是康熙的重大失误；四、康熙对“西学中源”说的倡导，为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造成了思想障碍，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科学的发展。
    讲座结束后，听众就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康熙的海外政策等问题与吴伯娅进行了互动。
    吴伯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清史研究，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主要成果：《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圆明园史话》；参加撰写《清代全史》（获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获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中国史稿》（清代卷）《清代人物传稿》等；发表《试论康熙平藩致胜的经济原因》《孔四贞研究》《耶稣会士白晋对〈易经〉的研究》《关于康熙与西学的再思考》《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扬州二马”对雍乾间文化事业的贡献》等论文。

（新闻中心 郭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