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晚，由教务处、宣传部、人事处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专题系列讲座第八讲在电教300人礼堂举行。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周琪作了题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风险与中美战略博弈”的讲座。讲座由国际关系学院田小惠副教授主持。

    周琪表示，“一带一路”可以看作中国外交开始注重有所作为的重要标志，标志着近年来中国的外交从改革开放后侧重“韬光养晦”变成开始重视“奋发有为”。她指出，在积极推进这一倡议时，还需充分了解沿线地区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有充分的认识。一带一路所要穿越的地域，横垣着当今世界上三大尤为复杂的冲突地带：由前苏联多民族加盟共和国分裂后生成的地缘政治破碎地带；自西亚、北非一直延伸到南亚、东南亚的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局势形式变得日益严峻的地带；近年来遽然升温的西太平洋近海海域岛屿主权争端地带。在上述三大地域中，大多数国家正步入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期，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稳定度低、政局变换频繁。这些都是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需要谨慎预防和处理的问题。
    周琪指出，除了地区环境带来的风险之外，大国战略博弈也会为“一带一路”带来政治风险。各大国都有自己追求自身国家发展和体现自身安全利益的整体战略，“一带一路”难免会发生与这些国家的战略交集和对冲，“一带一路”可能在某些地区触发新一轮战略博弈的可能性。周琪表示，“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国内政治都不够稳定，而且受国际政治影响较大，其未来政府倾向甚至政权性质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我国许多企业长期以来只重视发展与东道国政府或上层精英的关系，而忽视了反对派、非政府组织或社会舆论的诉求，缺乏对东道国国情的全面了解。这种上层路线容易导致当地民众对中国企业和项目的猜疑甚至抵制。
    对于“一带一路”面临的政治风险，周琪表示，在当今错综复杂、激荡变换的国际局势下，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有魄力，也要保持充分审慎的态度，加强对风险因素的预判和防范。只有充分意识到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风险，才能使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不可将“一带一路”过度政治化，也不能包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在这些国家提出要求的基础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进而为中国自身利益服务。在起步阶段，政府可以起推动和引导作用，但长期来看应该以经济为主，并立足于与各国共商、共建和共享。
    周琪对美国的战略再平衡与中美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她表示，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构成了干扰。美国在执行其“再平衡”战略中，加强了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发展了与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尼、缅甸、越南的新型伙伴关系，扩大了在多边制度框架下同东盟的合作，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美国战略“再平衡”的相关政策挤压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空间，阻碍了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周琪指出，中国没有放弃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追求，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是欢迎“不冲突、不对抗”，但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上持怀疑态度。中美关系虽然存在很多负面因素，但总体仍然在继续发展，这不仅因为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而且两国在广泛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不断扩大两国的之间的合作。中美之间需要共同努力增信释疑，有效管控分歧，继续推进合作，不断探索新的合作领域。
    随后，周琪对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的相关情况作了介绍，详细分析了共和党特朗普、民主党桑德斯在美国异军突起的原因，虽然两人分数左右两翼，但他们的竞选都呈现出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她认为，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兴起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更为激进；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技法了中下阶层对特权阶层的愤怒；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美国民主制度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特朗普和桑德斯现象反映了美国人对美国特性的认知差异。对于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周琪认为，希拉里获胜的可能性是大于特朗普的，但是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两党建制派不得不对他们做出一定的让步。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周琪表示，不论谁当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在两党均有共识，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中美关系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明显改变。
    互动环节，现场听众就美国大选、中美关系等问题与周琪进行了互动。
    周琪，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导、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国家二级教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先后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院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先后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副教授，并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波 莫那学院、布鲁金斯学会、香港大学做研究或讲学。出版《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等9部专著，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多部译著；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发表其他文章170多篇。她的三本专著分别于2007、2010、2014年获得第六、七、八届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记者 郭玮）